文/孟登迎

“西部之窗”协会的同学们要我谈谈学生社团与人文精神的培养，这是一个颇有难度的“命题作文”。想来想去，我个人在搞社团活动方面也没有太多的经验，这里只能谈谈自己的一些经历以供参考。

我上本科的时候，属于那种对社团活动敬而远之的学生。我的印象中，社团活动都是那些口才特好、自信心特强的学生领袖搞起来的，似乎与我们这些普通学生没有太多的关联。我自己做过的事，就是在我们50人的班级组织过几个学习兴趣小组。记得我自己参加了其中三个小组，但这些小组的活动大概也只坚持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其中我们的“学马列小组”，好像只坚持了半学期，但却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回忆。记得我们六七个人激情澎湃地轮流朗诵过马克思青年时代所写的文章，还就马克思的相关论点展开过激烈的争论。这些活动没有非常严密的组织和制度，加之参与者的意志力不够强，就没有坚持下来。

我真正关注学生社团的影响，则是多年以后的事情。十年前，我在北师大中文系读博的时候，曾给哲学系和历史系的本科生上过一些“大学语文”课。当时，班上有两位湖南籍的学生（李微敖和蒋小平），在听我讲完鲁迅先生的《灯下漫笔》以后，跑到讲台上向我透露了他们的“身份”：他们是北师大“农民之子”协会的会员。让我感到有些惊讶的是，李微敖那样看起来有些反叛和挑衅色彩的青年，竟然会想到要在假期里组织同学们为师大的民工子女补课，竟然会组织同学们与民工们进行文艺联欢！同学们可能不知，在1997年那阵子，大学里关注“三农问题”的人还很少。这些大一的学生竟然能有如此“前卫”的行动，实在是令我佩服。这也让我对大学生社团、尤其是涉农社团产生了一定的兴趣，开始刮目相看他们的表现。

另一件事想来更有意思，而且直接源于我的书本阅读经验。我在查阅民国有关文学教育史的资料时，第一次知道蔡元培先生曾于1918年在北大发起组织了一个很特殊的社团――“进德会”。时蔡先生到任北大校长已一年之久，有感于北大受人谤骂已久，想从根本上整饬校风。蔡先生遵循“行己有耻”的古训，认为“止谤莫如自修”，即，认为改良校风和社会风气应从每个人自身做起。在他看来，“私德不修，祸及社会”，因此应当提倡“进德”，以与社会上的种种浊流作斗争。“进德会”的成员既包括学生，也包括老师，被蔡先生分为三种等第：①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纳妾；②乙种会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做官吏，不做议员；③丙种会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申请注册入会的会员名单会被公诸于《北京大学日刊》，虽不咎既往，但入会后将受公开监督。今天看来，这些对会员的要求，在今天看来有不少让人觉得好笑，但在当时却有很强的针对性。无论从个人修行（社会行为）还是职业操守（专心做教师或学生）而言，这些要求都可以说开一代风气之先。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社团要求入会成员实事求是地“填报志愿”，按照自己可以做到的标准来老老实实地规范自己的行为。蔡先生本人也只是乙种会员，而并没有申报自己做不到的丙种会员。可以看出，“进德会”成员首先是向自己负责的一群人，他们真正践行了古人所说“不虚妄”，清清白白做人做事的信念。从此，我开始自觉地关注起大学里的社团，并试图将社团理念与我们日常的生活行为联系起来。

无论是从我的经历还是历史上的趣事，大家都可以看到社团文化曾经在大学师生的日常生活中发挥过深刻的影响。结合我这几年和“西部之窗”会员的接触，愈发感觉到在大学中建设健康的社团文化的重要性。因此，我对学生社团有一种特殊的关注和期待。在我看来，健康社团不但应该有自己独特而真诚的文化信念，而且参与其中的每位成员要有身体力行的勇气和操守。三年前，当“西部之窗”的同学们来找我的时候，我对这个以“情系苍生、兼济天下”为理念的社团产生了兴趣。但是，真正打动我本人的不是这句口号，而是同学们在下乡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关爱弱势群体、敢于担当责任的热情和每次带回来的真诚思考。我从这些思考中看到了同学们的成长，分享了他们成长的喜悦，自己也受益良多。如果说“西部之窗”这几年的探索有什么值得总结的经验，我想，首先是帮助同学们更深更广地了解了我国的国情，其次是帮助大家养成了与他人协作的态度和意识。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它让我们养成了自我反省和不断向善的做人风范。我们说大学里的社团活动，尤其是公益社团的活动能够培养青年人的人文情怀，主要是从青年人自身的反省意识方面来讲，而不是仅从他们为社会所能提供的服务方面来说。这种反省和同情的伟大情怀，既包括我们对身外的大千世界和世事万物有充分的同情和理解，也包括对他人、对自身信念的真诚呵护与开拓。大学里的社团如果能让青年人的精神水准有大幅度的提升，能给青年人在精神成长阶段留下一段终生无悔的难忘经历，那么，这样的社团就会成为让青年愿意为之真诚投入的美好园地。但愿我们的“西部之窗”能够成为我们师生心目当中的一块清洁的精神领地，带领更多的老师和同学向前行进，向无处不在的各种各样的“西部”地带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