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报

　　张树军

　　关键词：《先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年革命运动

　　1922年1月15日，《先驱》创刊，前3期由北京地方团组织编辑出版，因遭到北洋军阀政府查禁，从第4期起迁至上海，改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编辑出版，成为团临时中央局机关刊物。从第8期起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编辑出版，成为团中央机关刊物。总共出版25期，每期4开4版一大张，逢增刊多出半张到两张。《先驱》传播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的理论，介绍了苏维埃俄国情况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著名人物的事迹，研究和探讨了中国革命和青年团建设的重要问题等；既促进了工农群众的觉醒和中国进步青年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又为加强团员思想教育和统一全团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正面宣传社会主义

　　从创刊号至第3期，《先驱》在内容上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为主。如第1期刊登的《发刊词》指出，该刊创刊目的就是反对错误思潮，正面宣传社会主义，“努力唤醒国民的自觉，打破因袭、奴性、偷惰和倚赖的习惯而代以反抗的创造的精神”。同时指出：“既有了这种精神，我们若不知道中国客观的实际情形，还是无用的……所以本刊的第一任务是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

　　这一时期的中国各种社会思潮混杂，尤其是在北京大学校园内，多种社会思潮的碰撞表现得非常明显和激烈。据当时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组织者之一的罗章龙回忆，鉴于当时基尔特主义、无政府主义等西方思潮在校内都有宣传自己观点的刊物，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创办《先驱》，就是为了与上述错误思想进行辩论，从而正面宣传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可见，《先驱》创刊主要任务是宣传“主义”，并与当时的错误思想、观念和主张作斗争。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先驱》创刊号第一版。

　　一是直接批判错误思想或主张。主要体现在对无政府主义、基尔特主义和资本主义等西方思潮的批判上。如《评中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一文列举了基尔特主义的四项“大罪”；《革命与社会主义》一文通过对《时事新报》上基尔特社会主义者错误言论的反驳，进一步阐述“革命”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再如《先驱》第1期“言论”栏刊载的《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和《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篇文章，前者以书信形式将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比较分析；后者则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了批判。

　　二是直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主要通过介绍俄国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共产国际情况等，对“主义”进行宣传。如《先驱》第1期和第2期连载了李达撰写的关于俄国新经济政策的研究文章，通过对俄国新经济政策具体内容的介绍和分析，凸显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明显优势。

　　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先驱》在批判各种西方思潮的基础上，以正面宣传和侧面宣传相结合的方式对马列主义展开了集中宣传，包括马列主义思想、基本理论和共产主义运动等，都进行了详细介绍、分析和论述，为读者特别是广大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宝贵资料和指导，成为他们学习共产主义理论的重要平台。同时，《先驱》还加强对团员的马列主义教育，为当时处在错误思潮旋涡中的青年团员指明了前进方向。

　　二、对青年群体发出革命号召

　　1922年3月15日，《先驱》第4期出版，其编辑部从北京转移到上海，成为上海临时团中央机关刊物，其后随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先驱》成为团中央第一份机关刊物。作为团中央刊物的《先驱》，第4—15期的宣传内容，开始初步具备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的性质，内容较之以往趋向多样，开始配合实际的青年革命运动进行宣传，出现大量革命纪实文章，初步提出了青年革命的方向与号召。其基本内容是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青年运动的状况，评述中国青年思想和青年运动的现状，宣传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新主张，报道团的活动和刊载团的文件等。大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

　　一是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做了思想与理论上的准备。在这一阶段，《先驱》主要任务是配合做好召开青年团一大的准备工作。为此，专门出版“国际青年运动号”“五一纪念号”等专号进行宣传。如“国际青年运动号”刊载的《关于中国少年运动的纲要》，首次提出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的概念，并对各国青年组织的活动予以介绍，对青年团的创建起到了鼓舞和借鉴作用。再如“五一纪念号”刊登多篇文章，对“五一节”的历史予以回顾和介绍，对“劳动运动”进行说明，并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名义向工人发出联合起来、反抗压迫的号召等。

　　二是全方位报道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1922年5月15日，青年团一大在广州召开，《先驱》作为团中央机关刊物，开始大量刊登团中央的文件、通告、主张等，将第8期编辑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专号，集中刊发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关于政治宣传运动的决议案》《青年工人农人生活状况改良的议决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团体的关系之议决案》《关于教育运动的议决案》等决议案。从第12期开始，连载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各项通告，成为团中央与各地团组织以及青年团成员之间传达信息的重要纽带，与此同时还刊载了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指示、文件等重要内容。

　　三是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1922年6月13日，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在北京发动政变，非法驱逐总统黎元洪。中国共产党立即公开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中国祸乱的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目前最切实的工作是“联合民主派共同对付封建式的军阀”，并提出11项奋斗目标。《先驱》第9期率先刊登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旗帜鲜明地支持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张。可见，《先驱》积极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在党刊《共产党》停刊之后起着党报宣传的重要作用。

　　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先驱》无论在内容、对象还是编辑方向上都做出了一些改变，使得内容更为丰富、对象更加清晰、编辑发行更加规范。具体而言：在内容方面，开始走“两个并重”的道路，即“理论宣传与运动纪实并重”“分析介绍与发出号召并重”，也就是开始从较为单一的宣传向鼓动和组织实际的青年革命运动转变。在宣传对象上，开始针对青年群体发出革命号召，一改前期“知识分子”刊物色彩，加速了“青年化”刊物的趋势。在编辑发行上，开始重视编辑发行工作。在第一届青年团中央召开的10余次会议中涉及《先驱》的编辑出版问题，除了决定主编变更外，更多是对发行工作的指导。此时团中央在《先驱》发行过程中不断根据实际需要，调整出版发行策略，试图建立一个规范、完整、高效的发行网络，并开始发动读者投稿，探索“全团办报”的路径。

　　三、指明青年革命运动方向

　　1923年2月1日，《先驱》第16期出版，从这一期开始，它的办刊活动和主要内容开始聚焦团的建设方面，并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做好安排部署。

　　一是重点聚焦团的建设工作。青年团一大召开后，团的革命工作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团组织也日益发展和壮大。在发展的同时，团组织内部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针对这些问题，《先驱》第16期刊登了施存统的《本团的问题》一文，并用5期连载方式将其全文登载完毕，开始立足于探讨团内问题的解决，还就如何进一步开展青年革命运动以及团内建设如何服务于青年团二大召开等问题，刊登了大量文章。这一时期关于团建问题的讨论几乎占据了一半篇幅，尤其是施存统对《先驱》办刊和宣传工作中出现问题的剖析，可谓一针见血、直截了当。他指出，“《先驱》办的太无精神”“几乎成了不三不四莫名其妙的出版品”，他严厉批评了团内成员不积极供稿、不主动交付报费等行为。此外，在关于青年团是否应该以“学生群体”为主这一问题开展讨论时，《先驱》如实刊登了当时团内成员关于这一重要问题的不同主张。在施存统、刘仁静、张国焘等人你来我往的讨论中，对于青年团运动主体的认识逐渐在思想上得到明晰和统一。

　　二是关于青年革命运动方向的讨论。一方面是在“是否以学生团体作为革命主体”这一问题基础之上展开，多将这一问题与青年团二大的召开联系起来。如贺易在《第二次全国大会最重要的一个使命》中明确指出青年团工作过去以“青年学生”“学生运动”为主是错误的，今后需要集中力量加强青年工人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将劳苦少年作为团组织的中坚力量。另一方面，青年团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问题也是开展青年革命运动必须明确和高度重视的内容，这一时期的《先驱》也刊登了大量文章予以讨论，如光亮的《本团与中国共产党之关系》等。此外，《先驱》仍然对“少共国际”密切关注，出版“少年国际大会”专号，介绍少共国际三大的召开，并刊登会议的决议案；发布党团对时局的宣言，刊登旅欧青年团对即将召开的青年团二大的意见等。

　　可以说，这一时期《先驱》集中讨论的团建问题，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起到了联系和团结内部成员的作用，更为未来工作指明了方向。关于青年革命运动主体的讨论，使得“青年工人”作为青年运动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并对青年工人、青年农民、青年学生和青年军人等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加以阐述，明确了下一阶段团的革命动员的主要对象。对青年团自身宣传工作进行反思，尤其是对自身编辑发行工作进行深入思考，为青年团二大以后青年团的宣传工作提供了借鉴和指导。

　　1923年8月15日，由于自身发展存在的一些问题，加之办刊经费不足、军阀打压等诸多因素，《先驱》办刊的外部形势和内部客观条件越来越紧张，在刊出第25期后正式停刊。虽然只存在一年半时间，《先驱》却作出了值得记忆和称颂的历史贡献，实现了聚集文化精英和有利发行时机的统一。陈独秀、蔡和森、李达、邓中夏、施存统等一批文化精英经常在该刊发表政论文章。在《先驱》发行之时，《共产党》停刊，《新青年》休刊，《向导》尚未发行，它在宣传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等许多文章都在《先驱》刊载。同时，《先驱》的办刊经历也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充满曲折变化。其间发生的三次重要转折，既有现实形势的要求，也是自身主客观条件影响所致。但无论取得的成绩，还是存在的缺点，都为青年团乃至以后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的办刊宣传活动积累了丰富而重要的经验，为《中国青年》的创刊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本文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2月28日第6版，作者单位：中央团校党的青年运动史教研部、共青团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