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春夏之交，我从河北调回到老家山西闻喜。到县委会人事部门报到后，我被派到县委宣传部临时帮忙，部长派我去参加地委宣传部组织的理论教员学习班，学习恩格斯的《论马克思》。学习班结束之前，地委宣传部布置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回到本县后办培养基层理论学习骨干的学习班；第二件事是县委宣传部的理论教员要给县委常委办理论学习班，由我们这些理论教员给县委常委讲马列著作。

回到县里之后，宣传部让我先给县城里各单位的理论学习骨干分子办一次学习班，讲授恩格斯写的《论马克思》。说实话，我心里没有底，我1964年高中毕业，当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虽然曾在6年的时间中受到较为浓厚的理论熏陶，但没有给别人讲过课，现在却要给比我大20多岁的县委会的干部们讲课。怎样讲好这次课，我想到了很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自己必须把恩格斯讲的理论吃透，同时又能把这些理论与听课的人的生活经验结合起来，用他们的生活经验帮助他们理解抽象的理论。我觉得只有这样，才便于听课的人理解。

我先介绍了恩格斯写这篇文章的时代背景，然后对一些基本概念、术语做了解释，又围绕其所阐述的理论提出了几个问题，让大家一边认真读原文，一边思考。在他们读了几遍之后，我讲了我的理解，然后让大家提问题，我做解答。

这是我职业生涯的第一次经历，效果如何，不得而知。我对宣传部的领导说，想了解一下讲课的效果，想听取他们的要求与意见。宣传部的领导给我推荐了两位参加这次学习班的人，他们都是在文革前县委党校的教学人员，一位是党校的校长，一位是理论教员。这位教员是学政治理论的，毕业于山西大学政教系。

听到这个介绍，我心里顿时慌张起来，万万没有想到听课的人中有多年从事理论教学工作的。霎时间，我的心跳速度加快了许多，我硬着头皮去见这两个人，非常想听听他们对课程的评价。这次交谈的气氛十分融洽，他们对我讲课的称赞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我紧张的心立刻松弛下来了。

在闻喜工作的6年半时光中，我讲过《恩格斯论马克思》《共产党宣言》《费尔巴哈论》《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论马克思》《国家与革命》，还讲过许多篇“两报一刊”的重要社论，在县委机关与下面的20个公社，讲课超过了200次，研究马列原著的能力和讲课的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刚开始给这些听众讲课的时候，我的心理负担是很重的。首先是听课的人普遍是四五十岁、已经工作了多年的人，我还不足30岁，又没有工作经历，这两点就使我产生了一些压不住台的心理。其次是我没有备课、讲课的经验。我所能借鉴的，是当年在人民大学哲学系读书时听老师们讲课留在我头脑中的印象。

在讲了两年多课后，我渐渐摸到了如何备课、如何讲课的门道，心理负担渐渐地消失了。有一次，县委牵头，办了一个学习班，全县公社的书记及以上干部都参加。在我的课讲到一半的时候，坐在第一排的县委书记对我说，最后要给他留20分钟，他要讲一件事。我立刻回答说，我讲的时间可长可短，您讲的事情重要，可以给您空出更多的时间。

书记听了我的话后说：“能做到可长可短，就是好教员！”

听到县委书记这句话，我心里甜滋滋的，觉得我这几年的努力没有白费。

这件事情到现在，已经过去50年了。现在回想起来，讲课真正能做到可长可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讲课的人至少要能够做到下面两点：第一，对你要讲的问题研究的比较透彻，对这个问题中最难理解、最不容易讲清楚、同时又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一定要深入研究，要把问题吃透，能用此理论分析听讲的对象所熟悉的事例，让听讲的对象通过他所熟悉的事例来理解此理论。第二，要熟悉讲课的对象，熟悉他们的理论基础、熟悉他们的知识面，熟悉他们关心的问题，知道他们的困惑和解不开的要点在哪里等等。简单地说，讲课的人不仅要吃透所讲的理论，还要吃透听讲的对象。